2020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以下简称《政务处分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进入专题： 大数据检查 。正如何帆所言，法官需要的智慧和智能，第一要务还是辅助和服务法官办案，而不是替代司法裁决、淘汰办案法官。

大数据监控一词首先出现在国家安全和刑事法领域，是指案件侦查中用于预防、发现、同步监控犯罪、收集证据、查找特定对象或者对特定对象的监控。可见，在立法者眼中，其认为非现场检查相比现场检查的效率更高，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限制也较小，这样的观点忽视了数据分析背后所付出的人的客体化和工具化的代价。[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6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行政机关共享数据，同样应当基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限于实现该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实践中公共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受限共享和不共享三大类，尤其受限共享类数据在共享时应当严格遵守内部的审批程序规定。

第二，禁止自证其罪原则还反对利用强迫获取的信息来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应当坚持大数据检查的辅助性，即行政机关不得直接根据检查结果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决定，应当根据案情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检查或者转入调查程序。以说明理由和听取陈述、申辩为例，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检查之前，本应当向行政相对人简要说明行政检查的事实、法律依据，并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以决定是否实施行政检查。[23]同前注[6]，高木光书，第23页。

但从实质意义来说，技术标准对行政机关、对私人都有约束力，可以成为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根据，也通过行政机关的反复适用、监督检查等确保标准实效性的手段而间接地给私人规定权利义务，对私人产生了外部法律效果。因此，技术标准与法律规范在功能上几无二致。技术标准在专业技术性方面应当得到法院的尊重，而在行政性方面则应当加强司法的审查，行政性体现在哪里，法院就应当审查到哪里。在张某诉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行政其他行为案中，法院对摩托车报废标准所涉及的上海市公安局等的文件与法律、公安部等的规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审查，认为不抵触上位法的精神和内容，可以适用于本案。

[3]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没有法律的授权，则一定是推荐性标准。

根据三阶段论，技术标准根据风险判断管理所应动员的科学技术开发的尖端度、或者说风险管理水准动态地区分为三种：一般承认的技术规程是科学技术成熟阶段（管理水平最低阶段），科学技术水准是最尖端的阶段（管理水准最高阶段，要求动员能入手的所有科学技术知识），技术水准处于两者之间。因为国家自身往往不具有制定标准的相关知识，国家在制定标准时可能委托某些单位承担起草工作。实践中，食品安全标准也是按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的。[16]松尾真紀子、湊隆幸、城山英明「食品安全の国際基準策定における『科学』と『科学以外の要素』の位置づけの再考」日本リスク研究学会誌25巻1号（2015年）11頁参照。

三、技术标准的实体性要求 技术标准虽然是一种审查基准性质的行政基准，但对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对其制定的要求也较高。如此，标准一律具有强制性。主任会议可以进行实质审查，但因其专业性不足，要不通过专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标准草案，就必须说明理由。技术标准的效力源自于法律，法律既可以赋予某些标准以强制性（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5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也可以明确其他标准仅具有推荐性。

虽然每个人都是基于专业判断来发表意见，意见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但是，终究要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在组织上采取了委员会制，在表决上采取了多数决制。同时也要遵守民主原则的要求，广泛听取意见、接受公众监督。

也就是说，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是源于法律的规定。（二）技术标准定性的德国变迁 对于我国有关技术标准性质的争论，这里拟先从外国法的角度提供其他的定性可能。

如果专业分委员会未通过审查的标准，则应当向标准起草单位书面说明理由并提出修改意见（第24条第3款）。技术标准在司法审查中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否合法，第二个阶段是技术标准的适用是否合法。[21]这种观点与现行制度有不合之处。法院可以审查其合法性，但不以法院自己的评价予以取代。而针对其他事项，则可以制定推荐性标准，由企业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用。虽然无法理解其间的逻辑关联，但在某个角度来说，各种观点的真正关注点在于技术标准是法规命令还是行政规则。

在技术标准得到国家认可，并以一定方式公布施行时，技术标准也就反映着一定的国家意志。技术标准是大规模生产和市场交易的结果，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一定经验或教训累积的结果，凝聚着某一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共识，在知识上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在实践中也有很高的有用性，可以提高生产经营的质量和效率，扩大产品的可沟通范围。

[3]参见刘春青、于婷婷：《论国外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的关系》，载《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5期，第42-43页。科学是发现新知，新知不断扩展并逐步成为共识，而技术则是科学、特别是科学共识的应用。

（二）技术标准的考虑因素 在科学性之外，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否考虑其他因素，存在较大争议。[15]法律不应当将特定水准的标准以法条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了确保应对的可能性，通常需要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既要给行政机关制定技术标准提供相对明确的适当指引，也要给技术标准的可能发展预留空间。

《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2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直高度尊重技术标准，鲜有审查技术标准的实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纵了制定技术标准中存在的恣意性。[4]第四，法律事实或证据说。故而，对于技术标准自身并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只能是特定的案件中请求附带性审查。

这种技术标准与法律所设想的客观性法外基准——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目的就是将这种基准带入法的世界——是一致的。在风险社会中，面对科技应用引发的不确定性在扩展，技术标准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

第四，这种考虑不得构成不当的贸易壁垒。标准按照内容大致有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经济标准等种类。

联邦行政法院认为，该技术指针的排放值是以联邦政府汇集的各种领域专家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已经对行政机关的许可决定产生影响，其内容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专门表达，相当于预先作出了专家鉴定，这对法院的审查是有意义的。但在通常情况下，法律并不会制定出具体而详尽的技术标准。

大气污染防止技术指针具体制定了相关标准。对于技术标准自身的审查，因其含有专业技术性，法院可以进行过程性审查，而避免对技术标准作出直接的实体审查。[23]所以，高木光提出技术标准准据方式，[24]来使司法控制的界限予以正当化。技术标准是一定技术成熟化的一种标志。

预定的专家鉴定理论避免了将行政机关的技术标准当作法规范，但承认其对法院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功能。而审评委员会专业分委员会是由按照专门领域选取的专业委员组成的委员会，专业分委员会应当对标准草案进行实质审查。

第三，科学以外的要素不得对科学基础造成影响。审查的结论应当是通过或者不通过，不通过时应当说明理由。

[24]高木光『行政訴訟論』（有斐閣，2005年）385頁。而行政法规、规章都是以令的形式公布。